哈雷兔哈啦

半年多前，我離開台大，進入私人公司，其實當時也沒有想很多，只是想著要趕緊進入職場給老婆和孩子一個安定的生活。只是沒想到，半年多之後又陰錯陽差的進到了學校。很多人很羨慕我，也覺得一定是我很傑出，不過我自己不這麼覺得。從心而論，我不是一個很有爭競心理的人，掌握權力也不是我認為的自我實現，我只是渴望安定和一個可以安靜思考的工作如是而已。

重新寫blog，倒不是因為工作比較輕鬆（事實上，壓力比我在私人公司的時候大），只是我需要一些出口，一個可以安靜思想和喘息的出口。這樣說，也並不是說老婆大人沒有辦法給我所需要的，只是家裡頭，孩子正值頑皮的年紀，我沒有辦法用安靜的方式來反芻每一段時間所要經歷的挑戰。

我沒有全部看完所有的劇集，只看了第1、2集和最後1集，

這次的選舉跟我猜測的結果相去甚遠(反正我每一次猜測都沒有對過，之前投過的人也幾乎都沒上)，不過或許是我長期只在網路觀察，得到的資訊很片面，所以對於選舉的結果感到意外。作為一個觀察者而言，其實我對台灣未來10年左右的政治生態仍然感到悲觀。

選民要的是什麼呢？

是形象？政績？還是願景？亦或者還有其他的？我長期在北部生活，我時常在想，10年、20年後的台北會是什麼樣子？30年、50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子？如果是我，願景，是指著將來和下一代的希望，提不提得出願景，是不是朝著這樣的願景前進，是我觀察候選人的重要指標。

成為父母之後，才發現教養小孩的確比想像中來的困難。即使在預備有小孩之前，我讀了不少教養小孩的書，不過，等到真正自己有小孩之後，才發現那些書真的都只能參考用，很多情況要實際操作，有著難以想像的困難。

我的指導教授有一個孫子，年紀跟小小滾差不多，偶而我們閒聊會談談孩子們的情況。我指導教授說，小孩很像種在盆栽裡的樹苗，剛出生的時候，我們只有歡喜，開始會爬的時候，都是鼓勵很多很多。不過這種鼓勵也不是毫無限制的，等到會走會有意見之後，我們就會給一些限制，而且還會越給越多。就像小樹苗長到某一個程度之後，我們就會開始限制它長的方向。

這個年記的小孩愛冒險，愛拉抽屜、爬椅子、爬高、愛跑、愛玩水、...，常常有很多危險動作。很多時候我作為一個父親，我常常問自己是要讓孩子冒險、跌倒、疼痛，他才會慢慢學習到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還是我應該像個吼叫的父親，在那些可能會帶來能疼痛的事情之前嚴厲阻止他呢？面對不聽話的小孩，我是應該好言相勸的溝通，還是應該要修理和處罰來進行行為的矯正呢？

嚴長壽：浪費資源培育太多碩博士生

這個不是當前正紅的新聞(按：花系列才是)，可能也不是應該要排名第一的政策議題(按：最重要的可能是少子化的人口問題)，不過，我想即使不是第一，也應該排得上前五才是。台灣的高等教育詭異的很，早些年五專二技還盛行的時候，台灣的技職教育還有其一定的規模，現在的景況與當時相比恐怕有很大的差別。

培養過多的碩博士生我覺得在政策上是很有問題的，有幾個原因：首先，我一直認為，大多數台灣的年輕人過晚才進入職場，坦白來說並非國家之福。我在[思想]高等教育的困境一文裡提及我的看法。不過，我認為在浪費社會資源上其主要原因是很多的碩博士生畢業之後並不是作自己的本行。我的意思，不是不能轉行。舉個例子來說，我的研究室裡，一年畢業約10個碩士生，從事本行化工相關工作的不到兩成，其中有約六成的人進入半導體廠。這不是一件非常詭異的事嗎？

龍應台的中國夢

雖然對於龍應台女士，從政治觀點的評價上，很多人的看法不一。不過，以作家的角色來說，我是十分欣賞她的。聯合晚報的「龍應台的中國夢」一文，是龍女士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的演講全文。

對於這篇文章，聯合晚報會全文刊出我倒是很意外，而對於這樣的演講內容可以在北京大學呈現，我的確對北京大學還的確是有所改觀。對中國這個字眼，坦白而言，不同地方的華人來說，的確是有著複雜的情感。

說起假圖天國的的文章一直是很有內涵的，至少可以幫助我有一些很好的思考。【昨天的家庭聯絡簿】過度溺愛小孩的難道不是父母自己嗎??一文說起了一些因家庭聯絡簿引起的現象。

說起家庭聯絡簿，我的印象中，我念中小學的時候並沒有這樣的東西(即使有，也沒有一定要家長簽名什麼的)，國中和小學要帶和要準備的東西好像也沒有現在這麼多樣化，頂多是美術課帶水彩、蠟筆、美工刀，國文課帶毛筆、音樂課笛子，要不就是工藝課帶工藝用品，大部分都是重複或是一整個學期都是用那些東西。現在好像多樣化很多，倒也不是多樣化不好，我只是覺得這種現象還挺有趣的。

站的「自我與社會的對話」是我常常看的一個專欄，作者徐敏雄是一位大學老師。

這個專欄算是信望愛站中更新比較頻繁的，當然，也因為我在學校裡邊，常常需要帶學弟妹(其實也是某一種程度的帶學生)，所以這個專欄裡面寫的東西，其實我是很有共鳴的。

從開始通車至今差不多兩年多的時間，每一天通車過程中都會有一段是等公車和搭捷運，而另外一段是騎腳踏車。早上還好，因為我比較早出門，一般候車的人不多，我搭車的第七站，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常有小學生排隊上通勤車的緣故，一旁的大人也挺守規矩的，都會排隊上車，其實也挺習慣的。不過呢如果我稍晚出門，則只好到社區較前面的站等另一班車，不過這個站可就沒有排隊的習慣了，常常車來了，大家就靠技術上車，人很多，但都會有位置坐，只是不曉得為什麼沒有排隊的習慣就是。早上到中山國中捷運站的時候，因為還算早，只有學生搭車，雖然柵湖線擁擠，但還不至於到不能轉身的地步，而且從科技大樓站騎腳踏車到台大研究室，因為還不是學生的上課時間所以人很少，所以騎起腳踏車是挺愉快的。

不過下午回家可就不一樣了，下課時間，騎腳踏車經過辛亥路時，發現台大學生騎腳踏車的習慣不太好，並排的情況很嚴重，常常有兩台車並排行進，我最多還看過四台車並排而且還載人。下課之後輕鬆談心其實也很好，不過這樣無視其他人用路權的感受不是很好。我曾經到德國和日本去，其實這兩個國家的以腳踏車當工具的情況也很普遍，不過倒是鮮少看見並排和載人的情況。我認為這種現象是比較危險的，不過不曉得是政府的規劃不好？還是學生的騎車習慣不好？

這次去日本演講，大概是我博士以來最長的一次使用英文的時間，坦白說，日本人英文並沒有很好，相較我的水準，大概差不多或比較差些，大部分中生代的教授，也是如此。不過，人家的研究可是做得很棒的，像我去參觀人家化工系的研究室，可不是像我們台灣的化工系不少都變成化工材料系了，要不就是混合著生化研究室。講好聽是啥都包的高科技，不過講難聽就是大雜燴，不過這也怪不得系所，畢竟不走生物、不走奈米並不容易拿到計畫。不過日本人可就很道地和扎實，即使是純種的化工技術還是有著很多創新。所以我發現英文流利與否，跟研究成果不盡然正相關，我這樣說，不是說把英文學好不重要，而是應當看待語言和文字是一種工具而不是一種目的，除非你的目標是英文文學。

不過台灣人挺瘋英文的，只是常把工具和目的搞混就是。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我常常在搭捷運的時候，聽台灣人喊另一個同事是使用用英文名字的。說真的，一直以來我都不是很習慣，不過這好像是職場上的常態。只是我實在是不瞭解，用中文的譯名不好嗎？我研究室有四個外國人，一個老美、一個老法、兩個印尼學生，我也沒看那些老外去特地搞一個英文名字，印尼學生用的也是他們的印尼譯名。我們研究室的台灣學生也不會因為遷就他們就取個英文名字，他們的發音也很好呀！也不覺得有有什麼困難。所以，現象還蠻有趣的，好像華人才會這樣，我去日本也沒看到這個現象。

開始思想這個議題是從銀河英雄傳說的對白裡出來的。

君主制的銀河帝國和共和制的同盟國長期戰爭，

最近端詳鏡子裡的自己，好似白髮又多了不少，不曉得是因為遺傳父親一族的基因，還是過去這一段時間的操勞所致，對於即將邁入33歲的我來說，白髮好像也來得早了些。

過去的這一年，在紛亂和忙碌的景況下結束了，或許是時間的管理不好，總覺得想做的事情很多時間卻很少。回首這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專業和信仰好像也沒長進多少。專業上，總覺得自己處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權利不多，勞力不少。我不討厭學習，不過人事之間應對進退之間的熟練度似乎還不是拿捏得很好。信仰上，除了儘可能的參加聚會外，大概唯一服事的對象就是女兒，而唯一持守的大概也只剩下十一奉獻。信仰書籍的閱讀銳減，靜默時間的被擠壓，有時想想，恐怕真得需要有一點歇息，才有可能再繼續往前走。

說起養小孩經驗的書，每個作者的觀點都不太一樣，

在海角七號的七封情書裡，有一句對白這樣寫著：「...不明白我到底是歸鄉還是離鄉！」說明著因著戰爭結束的緣故，電影裡的教師坐著引揚的高砂丸離開台灣回去日本。那種是歸鄉嗎？還是離鄉？矛盾而難以言喻的情懷。

1994年我離開故鄉到大學唸書、念研究所、當兵、攻讀博士、結婚，一轉眼14年過去。平心而論，每一年我回到故鄉的時間總計不到兩個星期，有時候回去也感覺自己好像客旅。是歸鄉嗎？還是離鄉？其實總有那麼些不協調感。

前一些時間老師跟我說了所上博士班資格考放寬至修課成績的前60%就可抵免的消息，心情很複雜，當然，這個消息對預備念博士班的學生是一大利多，只是長遠看來，我其實認為壞處是比好處來的多的。

高等教育的問題，在台灣其實是一件非常複雜的議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牽涉的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高等教育(或者說大學教育)，究竟是一種通才教育還是菁英教育，這幾年來紛擾不休，不過在目前的情況上來說，大學錄取率幾近100%甚至供過於求。坦白來說，就人才的分野來說，好似所有的人都是大學生，但換句話來說，也表示所有的人都是高中生，因為兩者之間其實沒有分別。以職場用人的原則來說，其實兩者差異不大，其中所差的應該只是否是名校出身如此而已。

在湯健仁寫的「論文口試震撼教育」一文中描述了英國大學博士學位口試的情況，實在是非常的嚴格，難怪他會說這是口試震撼教育。

相較於台灣的碩博士口試實際上是比較形式化的，差不多指導老師肯給口試就代表可以畢業的情況，的確，英國處理口試的態度是我們可以借鏡的。以台灣的工科碩士研究所來說，除非是自己中途放棄學位，幾乎畢業率趨近一百，雖然規定碩士就學年限是1至4年，不過會唸到第3年的，就我的研究室來說，幾乎沒有。坦白來說，我不認為，每個研究都百分百成功，不過好似碩士的訓練謹就於方法論的學習，我自己認為這樣的層次好像稍嫌不足就是。

上個星期研究室裡頭有9個碩博士畢業了，依照以往慣例，畢業的學生們會招待研究室的所有老師和學生一起聚餐，其實一起同樂是很自然的事，我也覺得無可厚非。

不過這幾年，我漸漸發現研究室畢業謝師宴的文化不再是我喜歡的那個樣子。早幾年和老師們一起的聚餐，因著畢業的緣故，氣氛會很輕鬆，這樣的場合裡頭幾個人一組之間的閒談非常的自然，大部分的人會聊一聊自己未來的打算，整個宴會的過程會在很輕鬆但不失序的情況下結束。

這個星期六因著配合研究室的安排給業界的工程師上一天的課。
所以一大早到了學校，才赫然發現研究室旁邊的教室都安排成了轉學考的教室。

最近下南部開會，都會被別人稱呼李博士或李博，說真的，我實在是不太習慣啦，畢竟我自己的樣子跟印象中的博士形象相差有點遠。不過不習慣的原因也可能是學校研究室的老師和同學並沒有因為我拿到學位而有所改變，依然叫我的名字或者叫我學長，其實，我還是喜歡人叫我名字。

頭銜也好，身份地位也好，對我而言，有時候也是一種生活的制約。我常常想，我的所行有合乎這的身份嗎？總會期待名副其實。偶而也會從別人的口裡增加某一些所謂的博士應該到達的水準。

選舉過後，有一些情緒的確紛擾我的心，我也落入很深的思索裡邊...
我一直記得當時電話裡父親的沮喪的嘆息...